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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城市聯手“市場轉型”

2019-04-06 15:12 來源:網絡  作者:求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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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城市聯手市場轉型 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新發展思路,即對外開放,對內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學者稱,這種自20 世紀70年代末起在東歐規劃經濟體系中逐步出現的轉變為轉型經濟。一般前東歐國家在轉變策略上采取大爆炸模式。 那么,中國經濟
經濟、城市聯手“市場轉型”


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新發展思路,即對外開放,對內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學者稱,這種自20 世紀70年代末起在東歐規劃經濟體系中逐步出現的轉變為“轉型經濟”。一般前東歐國家在轉變策略上采取“大爆炸”模式。

那么,中國經濟改革的逐步“轉型”,與前東歐國家的“大爆炸”,到底如何不同?

“2005年起中國已成為一個市場經濟體”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東歐國家的轉型并不成功,經濟比以前更差,失業嚴重,政局不穩,外資也不敢前來。中國不但轉型較早,同時采取了獨有策略,有人稱之為“漸進主義”或“漸進轉型”。它主要包括了維持政治體制不變大力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和外資,下放權力至地方和低層的干部,促進發展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市場逐步取代計劃,但國有企業仍在重要行業占領導地位,不過經濟活動中的產、銷已由企業自主和自負盈虧。

同時,政府對城市的交通、公共設施、教育以至醫療衛生等也向市場和私人開放。新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機構亦陸續建立,以營造市場運作的軟環境。外資特別是外來直接投資(FDI)成為大受歡迎的境外投入。自1993年起,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三世界中最大的FDI接受國。外貿自由化和外資在中國境內的自由化,使外資成為自1979年以來中國發展,特別是中國主要城市在功能、土地利用和城市景觀等方面變遷的一大動力。因此,在這一時期,至少沿海地區的不少城市已逐步成為“轉型城市”,國家經濟亦和全球經濟融合。

2008年,中國外貿額達25600億美元,為全球第三大貿易國。簡言之,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里,中國不但成功地市場化,亦依賴全球化成為了“世界工廠”,提供全球市場需求的大部分成衣、玩具、手表、鞋類、家用電器等輕工業消費品。而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以GDP計,在整個轉型期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長。以經濟總量計,2000年是1978年的四倍。有學者把中國的轉型過程量化,以說明自2005年起中國已成為一個市場經濟體。中國的轉型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其主要模式正被不少國家采納。

“外資驅動型城市化”

中國自1978年后的經濟轉型顯示在最近的40年,一個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成為新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動力。它表明自1850年以來對明清“新儒學”失望而采用的偏激模式,只是悠長中國歷史中的一小步。剛過去的40年的轉型仍代表了對中國應如何往前發展的探索的延續。然而轉型期的中國城市化和城市發展已經和毛澤東時代有很大的分別,很明顯地,轉型期的城市動力來自三大因素:

1. 成功的開放政策促使外資大量涌入,中國成為國外企業的采購和加工基地,而中國產品亦因此大量進入了國際市場。因為地利,中國東部沿海的城市得到重要的發展要素。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沿海城市亦最早和最廣泛地享有特殊的外向經濟發展,以及地方自主權提高的政策,如設置經濟特區、14個沿海開放城市、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和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等。比如,在2004年,中國的FDI流入共600 億美元,其中九成以上流向沿海城市。中國的加工出口產品占了總出口的55.3%,而它們亦主要源于沿海城市。因此,外力配合開放策略,促進了沿海城市近40年的發展。

2. 在農村的農業政策改革和農村戶口、經濟產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改革。農村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接著又取消了對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開放大部分農產品價格,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其后,又容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鎮務工、務商和從事交通、服務等第二及第三產業。

這些與農業和農村有關的新政策,急促地增加了農村本已充裕的勞動力,同時又容許勞動力轉移至非農行業和由農村進入城市,大大促進了城市化和城市發展。估計中國潛在的過剩農業勞動力一度達3億人,而就近的城鎮集體和私人的鄉鎮企業在90年代初吸納1.5億人,造成了被稱為“由下而”(bottom-up)的“農村城市化”,即在農業區域的小城市和鎮的增長。

與此同時,由于戶口管制的放寬,入城打工(一般從事建筑業、制造業、家庭傭工和個人服務業的非農業活動)的農村人口,亦曾達1.2 億~1.3 億人。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遷移,形成轉型期的大量“臨時”或“浮動”人口的城市化特色。入城打工在空間上更大量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成為出口型加工工業和依附于它們的有關行業的勞動力來源,因此,這一城市化特點1996年時被學者概括為“外資驅動型城市化”。

城鎮定義的行政變更。由于改革開放中的一環是下放權力,城鎮作為行政單位,經歷了新的行政定義變更。以城市為例,10萬人口的最低人口標準便放寬了;新的標準,如本地生產總值、工業生產總值、出口總值和開放地位等,成為較重要的設市考慮。就在變更最大的1980~1990年這10 年間,全國新設市 400個,新設鎮約1.6萬個,是中國歷史上城填數增加最多的時期。就在城市化快速增長的同時,全國的縣數正在減少,由1982年的2132個減為1990年的1902個,因為其中一些在行政上已變為城市。

“都會”“地攤” 同臺競技

由于上述因素,在轉型期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城市體系二元結構。在由下而上的農村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小城鎮,特別是經濟發展較好開放度高的沿海各省、東北三省和四川省。其中的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唐地區,小城鎮和鄰近的外向型大城市緊密連結,成為三片城鎮稠密的區域。

在每一個“城市區域”內,新建的、效率高的高速公路和軌道交通,將它們融合為一個高度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區域性城市經濟體系,實質地構成了“世界工廠”。這三個以外向型或出口工業為主導的城市經濟區域,被稱為“都會經濟區”,成為二元結構中大區域式的城市化發展特色。1999年對工業總產值、FDI和出口總值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存在上述三大都會經濟區。

除了上述的城市化特點外,轉型城市在城市結構、景觀和城市居民生態文明上,亦和毛澤東時代有明顯的分別。居住地點和工作單位相結合,使居住區和工作及行政從屬互扣,這個規律隨著住房的商品化而慢慢地被打破。而地區政府,包括市政府和市內的分區政府,對本地的設施和服務的提供也有較大的自主。

在城市空間和景觀上,商業化和對利潤的追求,產生了新的二元化的城市商業土地利用和景觀:市中心出現了西方式的CBD(中心商務區),這成為商業和高檔生產性服務行業的中樞或總部集中地,集中了金融、貿易和信息部門的產業,反映轉型城市加強了的商品流通控制中心的功能。它以現代和后現代的高層商業大樓群,展現出新的級差地租規律。

與此相對的另一元,是在城市區內出現了第三世界城市中的“地攤經濟式”的小商販攤檔,市中心邊沿出現了以臨時人口為主要居民的“棚戶”。當然,中國的轉型城市中,也涌現了與東歐轉型城市不同的功能結構,包括促進工業經濟的高新科技發展區、經濟技術發區,以及大型的專門性商品及原材料批發和貿易區,如浙江溫州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海寧皮制品市場等。

在商業化、等級地租規律、居住與工作單位分離等因素推動下,中國轉型城市的“住民生態”亦進入了一個結構重組過程出現了按生活質素和潮流的分野過程,使城市中的社會空間隔離明顯化了。舊區重建和市郊優質環境私人屋邸的建造,推動了居民生態的重組,也印證了階層社會的重新強化。

城市高低階層的涌現,包括大量的流動人口,使城市生態結構更形復雜,營造了不同的利益團體。伴隨而來的城市服務,特別是個人服務和娛樂,如大量的發廊、歌廳和夜總會,也使城市消費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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